双层玻璃中间有水气怎么办？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出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不幸的是，斯大林在苏联证实了列宁在构想社会主义宪政模式过程中的担忧。[49]LarryCataBacker，见前注[32],p.130。

而福山针对冷战的胜利，认为自由民主乃是人类普遍的价值，因此冷战的胜利意味着历史已经终结，人类不可能在精神层面探索新的价值。9·11事件影响了西方学术走向，西方的问题不在于市民社会如何对抗国家的问题，而是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如何认真对待宗教的问题，全球范围内的宗教复兴运动开始被关注。一方面，党作为社会价值规范的提供者，为宪法和法治提供了规范价值基础。普遍规范价值的宣扬者喜欢谈论历史终结，因为这意味着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其价值规范的普遍正当性。由此，三个代表对于依法治党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些对中国及其宪政发展进行分析的路径所揭示的，与其说是关于中国本身的情况，不如说是这些批判者的文化视角。尽管它们在形式上具备了超国家宪政的基本要求，但在实质内容上都采取了伊朗的神权宪政模式，两部宪法中毫无例外地将伊斯兰教确立为国家最高的价值规范，使得国际人权规范在这两个国家必须服从伊斯兰的宗教规范。在美国学者巴克尔（LarryCatdBacker）看来，中国共产党构成了中国宪政制度的核心，中国由此形成不同于西方自由宪政模式的‘国家一政党宪政模式，即单一政党宪政国（asinglepartyconstitutionaliststate）。

巴克尔认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的宪政体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固然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区分，但二者都共同分享了现代性的基本命题。在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制度建设，国家机器随着八二宪法的通过逐步完善。由此，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中，党与国家始终处在永恒的对立和冲突之中。

由此，将党的领导纳到法治中，就意味着党的领导也必须服从法治的基本要求。《国家与革命》就是列宁与修正主义思想论战的产物。

正是政治公民与经济和社会公民区分，才使得国家-政党体制中需要区分党和国家，进而理顺党和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在三个代表理论宣布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时时面临着执政正当性的考验。尤其是苏联共产党不是利用先锋队政党在群众的感召力来推动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完全利用国家暴力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并采取残酷的肉体消灭的暴力方式来消除党内外的一切异己力量。这些主张尽管使用了中立的语言，但实际上表达了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

[4]如果从漫长的历史来看，否定新中国以来的宪政制度不过是现代西方在其现代性思想形成过程中罢黜百家，否定其内部的共产主义体系和其外部的中国文明传统以及伊斯兰文明传统，从而独尊基督教一自由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些地方，它们适用一些恰当的行为标准。[22]为了阐述单一政党宪政国这种国家-政党宪政体制的新模式，巴克尔勾画出从毛泽东奠基、经过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不断巩固和深化的国家-政党宪政体制，使得其中一些关键性要素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不同于这两种宪政模式，中国的宪政国家将马列主义理论的普遍化规范适用于具体的相关情景之中，而这种马列主义理论关注共产党由政治公民构成，而且通过共产党的过滤，公共善（commongood）被人们所理解并被适用。

这个委员会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宪法法院，但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解决司法纠纷，不如说是为了维持在‘国家-政党宪政体制中国家权力与政治权力，即全国人大架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然而，在中国就公民、政府和政党的角色展开的重要对话，却被贬斥为‘纯粹的意识形态。

也许是受到了这种保持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立场的影响，他参与组织的华盛顿和平和伦理联盟也是一个试图保持意识形态中立、不受党派意见影响的独立研究机构。这就意味着中国开始迈向了法治，宪法获得了最高的法律地位，政治权力的运行必须在宪法之下运作，从而奠定宪政国家的基础。

尤其是在现代西方政党政治下，政党承担了政治或决策的职能，而国家机器包括立法机关、执行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在承担行政职能。巴克尔甚至抱怨地指出：如果是在西方国家，这些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进展则可能被视为实质性的或深层的宪政理念（substantiveordeepconstitu-tionalism）的发展。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杜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31]正是从现代性政治的根本难题出发，巴克尔试图把中国共产党理解为政治价值的提供者，而把国家看作是理性化的权力运作机器。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法治发展无疑也要关注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建设，即中国的法治发展如何体现中国的基本价值规范，国家如何保障这些基本的价值规范能够体现在法治之下权力的运作过程中。[41]在中文中，宪法与党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但在英文中，这两个单词都是constitution。

由此，党与国家的关系被他理解为意识形态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统治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对国家的理解就变得更加复杂。由于现代行政法治国中行政权力的巨大膨胀，行政权包含了大量的决策权和立法权，实际上导致两种决策权之间的相互制衡。

这种政党是基于终极价值以及实现这种价值的使命而产生的。[8]比如斯特劳斯派不仅影响了美国保守派的政治取向，更重要是复兴了古典世界的视野，从而使古典政治哲学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强劲的挑战。

[14]巴克尔出生于古巴，后来移居美国，目前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法学教授，同时担任华盛顿和平与伦理联盟（CoalitionforPeace＆Ethics,Wash-ington,D.C.）的主任。于是，宪政概念就逐渐变成了操控意识形态正当性话语的手段。

这也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难题。（六）违宪审查：中国式的宪法法院宪政意味着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违宪审查就是保障宪政的必要制度安排。因为一个普遍正义的社会关系乃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是一种相互合作奉献的社会，不需要国家这样的暴力机器。其二，国家权力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自行运作，而党通过组织原则培养、考察、选拔和任命领导干部进人国家机器，从而领导和驾驭国家机器的运作。

巴克尔充分意识到邓小平在一系列讲话中包含的党政分离的思想。在党的领导下，分权往往是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分权问题，比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专门提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问题。

[49]LarryCataBacker，见前注[32],p.130。然而，可能巴克尔没有想到的是，如果采取这种违宪审查模式，估计从来不会有什么违宪审查问题，就像目前似乎从来没有发生什么违宪问题需要审查一样。

正是从有点不同开始，会萌生出一种以独特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治理理论（auniquelydevelopingthe-oryofgovernance）。其三是两种模式相混合的宪法法院审查模式。

[52]LarryCataBacker，见前注[32],p.140。如果我们把文革期间党的一元化领导（一段时期为革委会一元化领导）称之为党的直接刚性治理，即党委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治理事务。其二，扩党缩政（morepartylessstate），即按照现在的思路，进一步加大党与国家的融合，强化党在国家机器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但同时用治理国家的法律规则来约束和要求党。也许正是这种社会科学的理论立场，使得他在研究权力与法律之间的秩序安排中，特别关注权力／法律的运行过程，包括规则制定、执行和解释的机制，也特别关注权力／法律中所体现的道德伦理观念。

这种宪法模式确立了西方式的国家机器，甚至建立人权保护、权力制衡等宪政制度，但其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最根本的、最高的实质性价值规范并非自由和人权之类的世俗价值，而是伊斯兰教确立的价值规范。（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CivilSocietyandtheState：NewEuropeanPerspectives，Verso，1988;CivilSociety：OldImages，NewVisions，PolityPress，1998。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党提供的不仅仅是实质法治的基本价值规范，而且直接渗透到国家司法机器的运作过程中，完全有可能是程序法治的破坏者。

18世纪以来，现代国家开始用宪法组织起来时，宪政（constitutionalism）这个概念就用来表达用宪法组织国家且政治运作按照宪法规定进行的政治形态，而宪法作为一个国家最高的法律，无疑反映这个国家最高的价值追求。因此，在中国，按照中国的方式来实现违宪审查是可能的，但只有按照中国宪政体制中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来实施才是可能的。